锅庄 茶马古道的特色建筑

1939年4月，天气已经开始慢慢变暖，听说别的锅庄里都有马帮、骡队来了，可是，邦达昌的商队却不见踪影。“邦达昌的商队会不会去住别的锅庄了？”包家锅庄的女主人包玉环心里不踏实，一有空闲，她就到其他锅庄门前挨个张望。她到城门楼边的“西康牧运公司”院落里看了看，里面几个苦力正在卸下一捆捆的砖茶、金尖茶和紧茶，院落的另一角，整齐码放着即将输入内地的麝香、鹿茸。

整整一天，看遍了康定城，邦达昌的骡马队却仍然没有影子，包玉环有气无力地朝回走去。这时的锅庄，对于包家人而言，俨然就是一家老小安身立命的“饭碗”；对于康定而言，这种集交易所、货栈、食宿店与钱庄为一体的独特商贸房居，就是当时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。

茶叶兴于巴蜀

相传五千多年前，华夏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最早发现和利用茶，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”。据文字记载和史迹佐证，今四川省雅安地区蒙山山脉片区是全世界最早人工种茶的区域。公元前53年，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山种下七棵茶树，开世界人工种茶之先河。依《全汉文》王褒《僮约》所记，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：“烹荼净具，武都买荼”；常璩著的《华阳国志》中，也云：“武阳出名茶”，据史学家考证，荼为茶之本字，而所谓“武都”与“武阳”，都指代着今同一个地点四川彭山市江口镇（一说为黄龙溪镇）。

就是“武都买荼”这区区四个字，在中华古文明史中，让江口浓墨重彩书写出了自己最为辉煌的一笔：世界上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茶叶市场和茶叶集散地。据《四川茶叶》记载：在秦汉时期，武阳茶林密布，产量丰富。当地所产武阳茶，色香味美，除祭祀用外，更是士大夫待客的佳品。唐杜光庭《仙传拾遗》中又记：“初，九陇居人张守（王圭）君山有茶园，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，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”，这是我国大规模商业经营茶业最为早期的记录之一。

中国茶叶最早兴起于巴蜀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故陶元珍在《三国食货志》云：“蜀饮酒之风，似不及魏吴，当由饮茶之风特盛于蜀，茶足以代酒故也。”唐《膳夫经手录》称：“蜀茶南走百越，北临五湖，……自谷雨以后，岁取数百万斤，散落东下”；清初大儒顾炎武在研读了古人的茶叶著述后，发出了“秦人取蜀而后，始知茗饮之事”的惊叹。

康定曾与上海、武汉齐名

康定过去叫打箭炉，这一名称最早源于《明史》。据说，古时桑耶地方，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，他曾走遍青藏高原，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的打箭炉。回到拉萨不久后，他就带着一支 500多人的商队，用骡子驮着麝香、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，换回宝贵的茶叶，还有丝绸、瓷器、烟草这些藏区稀罕的物品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贸易城市，是与上海、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。据1937年初对康定的一次商业统计，川陕汉商，即有边茶、麝香、赤金、生药、皮货、布正、绸缎、草烟、洋货、熟药、藏产品、纸张等13个行业共222家，资本总额大洋391.91万元；大小寺庙都设有专门机构经营商业，有名的甘孜大金寺经商资本就在100万-500万银元之间。各地土司、头人经营商业者也不少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1939年的康定，向内地运出羊毛40万斤，麝香1200斤，兽皮4万余张，虫草、贝母等名贵中药材累计15万斤左右；而内地输入茶33万包，布10万匹，面粉、清油两项累计近80万斤。一个弹丸小城，因为贸易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。

锅庄为商人提供食宿

关于康定锅庄的由来，一说其意为“代表”。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“办事处”。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贸易的兴隆，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，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。而据有些历史学者考证：从明朝开始，康定一直都是汉藏交易的重镇，藏商和汉商经常来往康定经营商业。他们赶着驮载土特产品的牛群到达康定之后，就用三个石头支锅熬茶。这三块石头被称为安家立灶的“锅桩”，意为放锅的桩头。后来康定城里的居民在这些熬茶的地方修建起房屋，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食宿，这些大大小小的旅店便被改称为“锅庄”。

这种称谓的演化，也与茶马互市的进化历史不谋而合，一方面，它扣合了经济生活中茶马互市从个体向规模与集约跃升的进程；另一方面，大量中转地的出现，更直接满足了茶马互市中贸易发展的需要。从语言学角度而言，康定锅庄的产生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：各民族之间语言不通，进行直接交易有一定困难，因而需要在民族贸易中有一种中介商人，沟通商业信息，中介商人之间的贸易。

对于昔日的康定，“锅庄”和“缝茶”两大特殊行业，成了茶市一道独特的风景。锅庄是类似内地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货栈。到康定贸易的商人分别与各家锅庄有着稳定的主客关系，并不自由选择，除非该锅庄破产歇业。即使暂时歇业，一旦重新开张时，原来的主客关系又予恢复。商人在康定经商时期，其食宿均由锅庄主人负责供给，不计费用，主客犹如一家，关系十分亲密。

锅庄在康定茶马贸易中扮演了最为直接与活跃的角色，它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，又是贸易的中介者。康定茶马贸易的成败，很大程度上，与锅庄的信誉和经营者管理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。这时，当地的土特产品、药材、羊毛、皮张、黄金和来自汉地的边茶、绸缎、粮食、生产生活用品云集康定，堆放于锅庄中；各民族商人在锅庄中介下互市和交换，生意兴隆，财达三江。在交易中，藏商销售土产和购买茶叶等活动，均委托锅庄主人与汉商交易，成交后，锅庄主人按总金额收2%～4%的“退头”（即佣金）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担当这种“中间人”的多为锅庄中年轻漂亮、精明能干的女子。而康定茶商要争取买主，也千方百计巴结锅庄主人，没有锅庄主人的牵头，茶商将一筹莫展。

而在更早的一段历史岁月中，鼎盛时期的康定城共有48家锅庄，经考证，他们大多来自明正土司的大小管家。专门为土司掌管经济、商贸等活动。到了1939年，余下30余家，其中最大的便是位于折多河和雅拉河交汇处的包家锅庄。1939年的包家锅庄富甲一方，位居康定各锅庄之首。锅庄每年最低成交额在30万大洋以上，最兴盛时期曾高达80万银元。

茶马古道的贸易载体

从建筑角度而言，民国时期的康定锅庄大多属于民居建筑类型，锅庄与北京的四合院相似，小锅庄只有一个院子，大锅庄有两三个院子，乃至更多。因为除了锅庄主人居家外，锅庄是客栈，更是货栈，也是商业交易处和资金结算、租贷处，这使它同时具有了区别于普通民居的不少其他特质。在俄国探险家顾彼得的回忆中，1939年的康定锅庄是城内规模宏大的建筑，带有一个可容纳牛马的大院落，有一到两个厢房用来存放货物和给带货的商人住，其余房间则归女主人和她的家人所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