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筑不能以政治正确为标准

最近，香港建筑师朱涛处于风口浪尖。他的《梁思成与他的时代》一书，因将梁思成“拉下神坛”，引起很大争议。很多人知道梁思成，因为林徽因，也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梁思成参与了北京城的改造。

　　在一些时期，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，从来不是简单的艺术或工程，而往往是意志的产物，意志的符号。

　　“建筑的政治性为什么那么强？原因很简单，建筑需要太多的钱。从相当程度上来说，建筑项目的修建，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怎么调配资源。你把钱集中在少数地标性的建筑上，就忽略了另一系列基础设施。”朱涛说。

　　我们不妨从61年前刚刚回国的梁思成说起，看看中国的公共建筑领域发生了什么，及其背后的影响建筑面貌的政治经济学线索。

　　“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”

　　在政治的约束之下，建筑风格总是随政策而变动。

　　上世纪50年代，政治、经济参仿苏联，建筑也不例外。如1952年开始建造的“苏联展览馆”（现更名为“北京展览馆”），采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风格。中央大厅正面高悬苏联国徽，其上耸立着87米高的镏金塔，塔尖安装巨大的红色五角星。

　　1953年，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。他认为，是否包含民族形式，是阶级立场问题。建筑，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“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”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—在斯大林倡导“社会主义内容，民族形式”的建筑方针之前，还从未有人察觉方正的平顶屋是帝国主义建筑的代表。

　　“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，帮助他们前进。”梁思成说。

　　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。铺设着琉璃瓦、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，是“民族形式”中最普遍的一类，它看上去雄伟壮观，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。

　　1954年底，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新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否定。从1955年开始，曾与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“大屋顶”，也变成奢侈浪费的典型。

　　当年的《人民日报》认为，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“宫殿”、“庙宇”、“牌坊”、“佛塔”当蓝本，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。官方将其定义为：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”—这是对“民族形式”建筑的定性。

　　建筑的“革命”隐喻和象征

　　3年之后，十项国庆工程全线启动，并在一年之内悉数完工。其中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、人民大会堂与英雄纪念碑，奠定了今日天安门广场乃至北京的气质与格局。

　　大会堂选定的是一个西方古典廊柱式方案，面积超出原定的两倍还多。周恩来说，“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，急社会主义之功”，要“大而有当”。天安门广场也要大。毛泽东认为，要庄严宏伟，要能容纳100万人集会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。

　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政治在决定建筑审美之外，还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筑—形成“革命”的隐喻和象征。

　　如广东展览馆，塔楼的塔顶、庭院路灯的灯罩以及铁围栏上，到处使用了火把图案，表达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。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，飘向哪方都不妥当：向西，是“倒向西方”，向东，则是“西风压倒东风”，最终决定，向上。

　　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，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句号。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，有强烈的中心感。底部的台阶，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，象征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”。

　　向北京看齐向世界一流看齐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对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被撤销。但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，仍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。他们都喜欢什么呢？一个简单的思维是，模仿北京。

　　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古代建筑“南城楼”，在翻修之后变成了“天安门”。“天安门”还出现在了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、河南夏邑曹集乡、华西村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。

　　“鸟巢”、长安街两端的彩灯、曾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“民族团结柱”，也在多地出现。

　　这些粗糙的模仿集中于县乡两级，一些级别更高的领导们则另有偏好—比如大、高。

　　“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墙，那是改革开放的代表。2000年前后，政府开始喜欢新奇和世界一流。”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谭烈飞觉得，如今，在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、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以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“鸟巢”之后，至少在北京，建筑已开始趋于冷静。

　　由于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，建筑审美的更迭仍在继续。现在，就连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也越来越尴尬了。“（政府）恨不能炸掉。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匡晓明说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作为惟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国际五星级宾馆，它可是广州的骄傲。

　　建筑巨变30年

　　2011年9月10日，朱涛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参加“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”时，以“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建筑学：1978-2010”为题，分析了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建筑的巨变。

　　他认为，中国建筑师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出对现代性不同的象征性的表达，在90年代出现建筑专业本体语言的觉醒，到200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社会参与意识增强的态势。

　　1978年 香山饭店：

　　老百姓对现代性的想象

　　社会巨变，影响老百姓对现代性的想象是一批很实在的东西—涉外宾馆。

　　如北京的香山饭店，它在两个层次把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现代建筑扭结在一起，一个是高端的涉外酒店的层次，上等人现代的生活方式，另外是当时建筑界争论的中心议题—我们走民族形式还是现代主义，到底是毫无保留拥抱现代建筑，还是探索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表达？

　　1980年代 松江方塔园：

　　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

　　没那么大矛盾

　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创办者冯纪忠先生，在上海松江县设计了一个公园—松江方塔园。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王澍断言，方塔园可能成为中国建筑的一把尺子，无论谁撰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建筑史，方塔园都无法绕过。

　　冯纪忠提到，他要传达宋代的神韵。第一就是松江方塔园的塔是宋朝的；第二，宋朝的美学比较舒展，跟明清园林的雕琢、堆砌不一样，可以顺理成章把现代美学吸收进来；第三个层次，宋代是宽松的时代，鼓励个性。

　　冯纪忠把朴素的现代美学、80年代的文化气氛和自己的美学放在一起，形成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房子。它的一个影响是，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没那么大矛盾。

　　1990年代：

　　在中国“随便做”

　　1990年代末，国际建筑师开始涌入中国。1999年国家大剧院中标是戏剧性的瞬间。修香山饭店，本来想请贝聿铭在长安街修20到30层的宾馆，但他说不行，一定要控制高层，做现代化实验不要破坏古城。

　　而这批设计师就不一样了，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一个狂野的设计，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开放，随便做，冒险家的乐园。

　　新世纪：

　　新的民族形式实现

　　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一期和二期，话语集中在中国园林文化上。他的策略是不管房子有多少，顺着基地部署，甚至一些农田和山都保留，把每一座房子当一个单体来设计。最后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结局，基本是欧洲街区，沿周边布置街区，但是建筑师和批评家们一定要把它引回古典园林。

　　2000年以后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了，远远超过梁思成他们那一代和80年代人的想象。第一，政府可以集中所有的资源、人力保证大项目的实现。第二，大建筑不光是在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，也可以在小县城。第三，民族主义的热情，做大的建筑才能匹配。

　　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，暴露了一批豆腐渣工程，对我们是一个提醒。大地震也唤醒了中国建筑师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意识，比如成都的刘家琨做了一个小房子，是纪念普通民众的博物馆，不是纪念民族伟人的。他有一句话，叫珍惜普通的生命是民族振兴的基础。这个思想跟以前的、国家式的建筑完全不一样。